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原因与预防措施探析

　　                       纳智律师　　蔡光兴

摘要：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行政机关的一把“民之利刃”。为人民提供有信度有效度的管理与服务，为民谋福祉，是这把民之利刃的根本宗旨所在。然而，近年来行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绊脚石，在不断破坏着政府形象与廉政建设，成为中国亟待面对与解决的难题。为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行政权力主体、权力运行的客观环境、法律制度等方面剖析行政权力腐败的原因并探索其预防措施。

   Abstract: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isthe people to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of a "people's sword". For thepeople to provide a management and servic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well-being for the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people of thesword.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corruption, become astumbling bloc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continue to disruptthe government im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honest administration,become urgent problems to face and solve China.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the reason of the corrup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from the Chinese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subject, power operationenvironment, legal system, and explores its preventive measures.

   关键词：行政权力；腐败；原因；预防措施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power；corrupt；reasons；precautions

一．行政权力腐败的内涵及其表现        

对于腐败的定义，众说纷纭，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无统一的界定。在国内，从古至今均有关于腐败的表述。如《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音。充实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民无冻馁，食无腐败”。当前我国的许多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对腐败进行了多角度的表述。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杨龙认为“腐败是公务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的一种行为”。从行政发展角度，沈亚平认为“腐败是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利己主义”。在国外，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J·S·内伊认为，腐败指“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运用报酬改变处于委托职位上的人的判断、裙带关系以及亲疏关系而非功绩用人）和不正当的占有（非法占有公共资源以供私用）。[2]

在现代社会中，腐败一般作为权力腐败的简称，所以行政权力腐败,就是指执掌行政权力的某些机关或干部背离公有行政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把行政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其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生活和作风领域腐败。具体而言：一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失职渎职行为和个人专断，大搞“一言堂”；有的地区和部门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少数人员把公共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轻者吃拿卡要，重者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垄断寻租，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三是少数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官僚主义严重。凡此种种，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和谐社会构建面临巨大挑战。

二．行政权力腐败的危害

  目前，行政权力腐败已成为未来中国发展中的绊脚石，对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1.破坏政治稳定，社会安定。詹姆斯。哈林顿指出：“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近年来，权力腐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公信度降低，使人民心理失衡，给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2.市场秩序被打破，公共财富流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权力参与资源配置，寻租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等破坏了市场规则、投资环境、公共财富流向私人腰包，严重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3.腐败之风的传染性腐蚀性破坏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熟人好办事”、“不送点不行”等观念一旦形成于人民和社会生活当中，就会产生一种“负能量”，人们会弱化自己的的道德水准与社会责任感，失去努力奋斗的信念与对美好未来创造的信心，对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造成致命一击。

三．行政权力腐败的原因                              

  行政权力腐败古今有之，其腐败的原因既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有关，又与行政权力主体自身和权力运行客观环境相关。

1.难以忽视的真相—行政权力行使主体的自利性。

行政权力行使主体的自利性的存在以及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构成腐败。但受利益结构变迁，道德自我约束力有限等的影响，少数掌权者在不断膨胀的自我利益要求的驱动下，为实现个人利益不择手段，把包括公共权力在内的一切力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可能性。正所谓“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人的一生必定要做一个不等式：一生总收入=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行政领导干部，为了求得心理与新的利益的平衡，公权力由此成为其牟利的工具。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她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所以清官是很难当的，要想当一个清官，在经济上一定是一个失败者。历史上“萧条关外无欲无，冷落门前有菜根”的张汤就是一个见证。从道德经角度讲，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正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因此，“把任何社会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权力主体的自利性也因此成为腐败的内在动因。

   2.官与民的所谓“礼”尚往来—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

《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亲朋好友之间的请客送礼，礼尚往来无可非议，他们着眼于“尚”而非“礼”。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礼尚往来则是权钱交易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旦成为一种潜规则，“尚”就被腐蚀掉了，剩下的只有“礼”了，对礼的误读，成为了古代与现代腐败的载体。从现实生活中观察，“酒桌办事”背后蕴藏的诉求极其丰富和复杂：有的为了跑项目跑资金，有的为了投资“感情期货”，有的为了拉圈子，有的为了跑官要官，有的为了利益输送，有的为了变相权钱交易……长此以往，酒其实成了道具，成为权钱交易的“遮羞布”，即所谓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古代传统社会中，政治隶属于人伦关系网，其信条是所谓的“熟人好办事”，为潜规则的发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权力因潜规则而扭曲。随着这张社会网越织越大，由裙带关系、亲情网逐渐演化成利害和利用关系，即导致家族腐败和官商勾结盛行。加之在传统“官本位”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官职意味着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经济保障，形成对官职，官位的崇拜心理，并把官职的大小作为评价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标准。而民众“本能地”欠缺对政治事务进行评判，对政治决策表达意见的能力，完全依附于政治权力，甚至畏惧权力。官贵民贱思想得到了社会认同，并内化为国民心理，形成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全社会对官职趋之若鹜。虽然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逐渐减弱，但远未消失，权力至上观念依旧蠢蠢欲动。而民众主体意识在明显增强的趋势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独立政治人格很难摆脱依附性人格而充分发展。所以，腐败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生命力依旧顽强。

3.“监守自盗”的行政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4]目前，我国监督与制约机制乏力直接导致权力腐败。

第一，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从权力机关来看，中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负责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但这种监督的实效性不够，往往处于虚化状态，实际地位很低；从司法机关来看，司法机关实质上是行政机关的附庸。“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在财政上，司法机关完全依赖于地方财政，需要政府部门的“关照”才能实现所得。在人事上，司法系统人员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地方党政领导手中，升迁、调动无不依赖于他们；从行政内部监督看，在监督过程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很难实施对实权部位的监督。

第二，广大人民群众也是我国的监督主体，但在现实中民众的监督权难以实现。从监督主体而言，群众民主意识淡漠，对腐败的容忍度高。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人们缺乏主体地位，漠视个人价值，更谈不上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的观念没有滋生的土壤，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淡漠，因而一直无法真正形成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缺乏，不仅致使全社会不能形成浓厚的的反腐败氛围，还导致一些民主制度、反腐败机制也无法发挥实际效用。其次，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这直接导致其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受限。

第三，监督渠道不畅通，民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受挫。一方面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政府工作透明公开是群众有效行使监督权、知情权，及时发现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腐败的前提。而我国现阶段虽高呼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政务只是局部的、小范围的以书面为主单一方式的公开。致使群众的监督权、知情权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监督的方式单一。从监督主体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来看，监督方式有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三种。但长期以来，我国监督主体一直采用“马后炮”式的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没有落实，监督处于被动状态。总是等到事情发生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政府形象与公信力面临严峻挑战后，才去追究、问责。被动的监督方式致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敢于冒险。这样，行政权力必然会偏离正常轨道。

4.权力与利益的互惠互动—权力寻租。

   寻租性腐败是指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基于设租、寻租活动的腐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权－钱”交易过程，包括设租和寻租两个过程。其腐败即布坎南的著名的“三层次寻租”所描述的状况。[5]其各领域中的具体寻租活动如下：当前房地产市场利润火爆，政府“土地财政”、“造城冲动”凸显，在公共工程与公共支出领域中，政府掌握着公共工程项目的财政资金的垄断分配权从而使创租与寻租应运而生。其腐败即布坎南的“第三层次寻租”所描述的状况。人事任免领域主要表现在通过贿赂调动工作、谋求职位升迁等。而对于机关负责人而言，通过频繁调度下属单位人员岗位与职务，诱使那些谋求理想岗位的人行贿。其腐败即布坎南的“第二层次寻租”所描述的状况。寻租性腐败活动只是对社会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使社会财富向国家公职人员和寻租者集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很好处理，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受体制因素制约，市场规则不健全，地区保护主义，垄断之风盛行，导致资源性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由此产生许多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定位不准，权力参与资源配置，以致在工程建设、土地管理、行政审批、政府采购等领域频频显现权力腐败的身影。正如亨廷顿所言：“有富人的腐败，也有穷人的腐败；后者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前者则用金钱贿买政治权力。”由此构成设租和寻租的利益链成为腐败发生的最大诱因。

   5.法律制度不健全—腐败有机可乘。                                                                  

   正如列宁指出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完全依靠掌权者的“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依法治国在1999年已写入我国宪法，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但在社会转型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明显滞后，公民法治意识、法律意识缺乏，法律制约难以形成合力。导致学法懂法的不践行遵守法律，没有学法不懂法的没有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的意识更找不到所拥有的法律手段维护权益。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有了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在客观上影响了监督制约的及时性，增加了监督和制度建设的难度，使权力者有机可乘，钻法律的空子打政策的擦边球。具体来讲，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义务规定不明确。如中国宪法第41条之规定，[6]对如何确认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违法失职行为的种类及相应的惩治措施，公民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程序以及处理程序都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法律中对行政权力腐败腐败的界定模糊，“自由裁量权”太大，如“四公”消费中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的标准与要求，我们不能只强调经济式修建使用，而没有具体的面积要求，装修规格。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腐败的国际化特征也日益凸显。然而，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理念有较大差异、国际合作法律还不完善等原因，导致我国的国际合作机制还不完善。诸多腐败分子利用这一制度漏洞，在案发之前就有计划将资产和家属转移至境外，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即用事先准备好的护照等逃离中国，办案人员也只能“望洋兴叹”，这也是我国法律具有应急性而创新性缺失的表现。

四．预防行政权力腐败的措施

   根据对行政权力腐败原因的剖析，预防行政权力腐败应从廉洁文化建设、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和健全制度与法律体系等方面做出努力。

   1.以俸养廉，以德倡廉，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每个人都充当着“经济人”的角色，合理确定公务员工资福利与保障水平，是权力行使者廉洁的基础。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确定与劳动付出相称的收入、完善公务员的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待遇和提供住房、养老保障制度。实行“以俸养廉”，从而提供其不想腐败的经济条件。新加坡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经验值得借鉴，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所有公务员必须每月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养老金，同时，政府也帮助缴纳一定的数额。在岗工作的时间越久，缴纳的退休金越多。若公务员退休时都清正廉洁，便将所有的退休金返还，使其享受较高的养老待遇。反之，则将其全部退休金没收，上缴国库。同时，实行“以德倡廉”，动员社会民众广泛参与到廉洁文化建设中，使廉洁文化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而形成影响力与感召力。尤其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重视普法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的基础性作用，使广大民众破除旧有体制和传统文化中“官本位”、臣属型政治文化的糟粕元素，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提升广大民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和参与社会管理积极性，不断增强法制意识，从而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主席提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能跳出“其兴也勃，其兴也忽”，最后“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当时肯定的回答：“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我们把人民动员起来，监督我们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7]如何能让政府不懈怠，人民更好地实施监督，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至关重要。

第一、增强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改革人大常委会大多由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的做法，成立专门独立反腐工作机构，像如香港廉政公署，让他们全身心致力于立法与执法监督。真正启动“面对面质询”与“听证会”程序，对“一府两院”失职，渎职，贪赃枉法的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弹劾、罢免。就司法机关而言，监督机构应该拥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和独立的财政预算，保证他们在经济上不受地方党政部门的制约，实现财政独立。其次，采用垂直领导的方式，人事权由上级机构掌控，地方党政部门无权干涉其人事安排，实现人事独立。

第二，以舆论监督制约权力。舆论监督包括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两方面。美国学者麦克劳里曾写道：“新闻界是公共政策机构，其作用不亚于总统、法院和议会。”[8]要真正实现朱镕基总理所言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9]我们必须抓紧制定《新闻法》等有关舆论监督的法规，明确规定新闻媒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充分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评论权等，使新闻媒体能依法履行监督职能，人民群众能更好地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

   第三，政务公开。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封闭性。从决策的制定、实施到监督，整个过程透明度低，公众都很难获得相关信息，人民的“主人”地位无法体现。因此，只有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程序公开，只有公开的信息全面化、公开的范围最大化、公开的方式多样化，只有将政务公开纳入法制化轨道，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才能真正实现。当前尤其要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政务、网上办公、面对面质询等方式，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3.健全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十八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既然寻租的根子在政府,而政府的根子又在于行政权力垄断,由于权力滥用导致对经济的干预和平等竞争的破坏,因之根本的救治办法就是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步伐，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行市场竞争制度。从而消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引入竞争机制的努力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公共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工作中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应当进一步提高公开招标率，严格限制邀请招标的做法，减少政府对垄断行业部门的管制和保护力度，取消市场准入的人为限制，打破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垄断地位；二是鼓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与公共部门展开竞争。首先政府通过产权保护、契约实施和提供基础设施等为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第三部门发展良好的市场环境，还要在市场准入、信贷、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培育壮大其发展。其次鼓励民营企业、私人部门、第三部门之间公开进行竞争，加快投资自由化进程，打破行业垄断（如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打破地区市场分割壁垒。另一方面，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体要从以下两方面努力：一是继续简政放权，缩小行政审批范围。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厘清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寻租机会。真正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凡是不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围的权利一律下放，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审批项目一律取消；凡是市场应该且可以决定的如价格、产销等，都应由市场自行调节；凡是政府应审批的项目，政府应严格规定审批内容，明确审批条件，简化审批环节，确定审批时限，制定严密的审批操作规程和标准，最大限度的减少审批部门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二是加强审批制度改革的监督制约。对“由谁审批，由谁监督”要明确且两种职能要相互分离不能集审批与监督一身，使行政审批置于阳光之下。因此，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铲除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寻租性腐败的基础。

    4.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国家行政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也能够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获得自己的合法收入，这种合法性决定了其收入的可公开性。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可供借鉴，规定政府高级官员在就职前必须报告本人的财产状况，就职后定期公布个人财产收入，否则就会受到司法部门的起诉。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监督之下，给公职人员装“财产摄像头”，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财产申报制度不是孤立的，其有效实施，除了以具体的法律法规对财产申报的对象、事件、内容及申报书的递交程序、公布、审查、违法行为的惩罚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外，关键在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运行。一方面，我国需要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如金融实名、房产实名以及信用卡制度是财产申报制的基础；另一方面，建设金融、税务、房产的相关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联网，由信息系统定期报道持有财产清单，自动提示财产的异动信息，并制定相关法律予以保证实施。

   5.进一步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

进一步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应根据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对现有法律法规做出相应调整，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当前亟需推出与完善的法律有：《反贪污贿赂法》，以保证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行政程序法》以实现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开依法行政；《新闻法》，保障新闻报道的行为，应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给予追究，从而保障媒体能够及时、客观的进行报道；《监督法》，以明确各种监督部门的职责权限，规范监督程序；《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法》，以保证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制、礼品登记制等制度的落实，当党政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充分透明化。逐步健全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做到违法必究。我国应借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条约以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等国际组织，突破“各扫门前雪”的疆域界限观念，努力解决腐败犯罪分子国际化的问题。

结束语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明确指出：坚定不移的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本色。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反腐败战略是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全民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只有我们不断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完善制约监督机制、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反腐败机制合作，从而形成内外、主客观全方位合力，努力根除行政权力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从源头上防止行政权力腐败，切实保障人民幸福，国家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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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仲/治国之策《管子·牧民》.

[7]吴思/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40-4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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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7]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http://phycjy.pinghu,gov.cn/readnew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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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1]陈荣富，公共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哈尔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2.

[22]尤光付，中外监督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致  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我首先向关心帮助和指导我的指导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感谢李博老师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对我毕业论文从题目选定、开题报告、论文初稿到定稿阶段的指导与帮助，使我的论文能顺利完成。感谢龚会莲老师对我学年论文的指导与帮助，使我撰写毕业论文有了更好地基础与准备。感谢学院老师的讲座与授课，是你们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感谢舍友林江龙和陈晓辉对我论文格式和文字的校对，让我的论文准确、符合格式要求。  

最后，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教授!

[1]《辞海》《缩印本》上海辞海出版社，1986年版，860页。

[2]林喆/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70-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利—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342页。

[5]布坎南认为寻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第二个层次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第三个层次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如公共工程、政府采购。〔美〕布坎南.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6）.第38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4页。

[7]任建明/主编《反腐败-制度与创新》，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93页。

[8]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9]白岩松/著《痛并快乐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全新修订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