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案件中证明责任的分配

   案例：

2015年11月7日，马超承租高峰商铺并口头达成协议，约定马超承租高峰位于郑州市天荣汽配城C102号的商铺，租赁期限二年，每月租金45000元，当日马超向高峰支付商铺定金10000元，高峰向马超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兹收到马超交来C102商铺定金10000元。2015年12月21日，张巍巍通过POS机刷卡向高峰支付商铺一季度的房租135000元，高峰向张巍巍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兹收到张巍巍交来C102-10商铺房租135000元。后马超于2016年5月11日搬离商铺。后因双方因租金问题，高峰诉至该院，请求马超支付所欠租金125000元，赔偿损失一个月租金45000元，共计170000元。该院认为马超租用高峰商铺4个月21天，租金应为211500元，马超支付145000元，尚欠66500元，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2016）豫0105民初22320号判决，判决马超、张巍巍向高峰支付66500元。马超不服，依法提起上诉，经本院审理，认为马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曹青林向高峰转款4万元及微信转款1万元的用途，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豫01民终35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1月9日，马超通过微信向高峰转款二次，一次8000元，另一次2000元，共计1万元，但是马超支付的茶叶款。另高峰承认2016年9月10日确实收到曹青林转款4万元，但系付茶叶款。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一方当事人获取不当利益，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因此遭受损失，构成不当得利，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返还。本案中高峰承认收到马超微信转款1万元及曹青林银行转款4万元，共5万元，马超主张该款系付马超所欠高峰的租金，高峰不予认可且经法院判决不予认定。高峰获取马超上述款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故马超请求高峰返还该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高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马超5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高峰负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他们构成了不当得利的四个成立要件，即，1、一方取得利益。指因一定事实，使一方的财产利益总额增多。取得财产是取得利益，应减少财产而没有减少财产，也是取得利益；2、一方造成损失。是指因一定的事实使一方财产利益的总额减少。一方不应支出财产而支出财产，应增加财产而未增加财产，即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和应得财产利益的减少；3、因一方受益而造成另一方受损失，也就是受益和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有的人认为“没有合法根据”是一种消极事实，难以证明，所以，应由受益人承担证明责任，该观点误将构成要件等同于证明对象，从而将既可能是积极事实也可能是消极事实的证明对象，一概界定为消极事实。其实在有一些具体的事务中，“没有合法根据”是一种积极事实。比如上述案件，受益人称所受五万元是受损人购买茶叶价款，这一买卖合同关系一旦成立，受损人所主张的受益人不当得利就失去了事实依据，而且如果真的是购买茶叶的价款，实质的证据也是由受益人所持有，受损人是难以证明的。所以法院将此证明责任分配给受益人，作出如下认定：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特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马超而言，让其证明“没有合法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由马超来证明“没有合法根据”，则高峰只需辩称马超不能举证证明，法院即可判决驳回马超的诉讼请求。因此，由高峰承担“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本案中，高峰辩称马超及案外人曹青林支付的5万元是购买茶叶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1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高峰无证据证明马超及曹青林支付的5万元系买茶叶款，因此，高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没有合法根据”是指受益人取得并保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法律依据，是在事实基础上的法律认定，是法官的后续评价，属于价值判断范畴，而非具有客观性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成为证明对象。伊藤滋夫先生将这类以法律评价为内容的要件称为“评价性要件”。对于“合同无效、被撤销、被解除等事实均不属于未曾发生过的消极事实，而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才能构成的积极事实。”